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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告诉未来 | 1986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文: 乡 土 奇 葩 ——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二)

2018-07-30

1986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文:

乡 土 奇 葩

——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二)


新华社记者 李峰 林楠


(续第一部分)

闯入世界市场


鲁冠球的理想中,有的目标是和数字连在一起的。他像熟知自留地里种植的日本五针松和龙柏似的,一口气能讲出关系自己事业发展前景的一长串数字:轿车社会保有量,美国是一亿六千万辆,日本约九千万辆,联邦德国两千多万辆,……全世界共四亿辆,每年维修需要二亿二千万套万向节。闯入这个世界市场,就是鲁冠球理想中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支配他工作和学习的一个动力。

还是在1979年,当国产车万向节滞销的时候,鲁冠球在北京得知进口车的万向节奇缺,而对外一开放,进口车将会越来越多。可是由于它的质量要求高,品种规格多,生产批量小,很多厂家不愿意干。

鲁冠球能成为农民企业家的一种本事,就是他能敏锐地识别信息的价值,迅速地把信息变成物质财富。他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当即浮现出一个新的经营方针:先在国内同外国货竞争,为国家填补这个空白。

一些进口车用的万向节很快试制出来了。

鲁冠球立了一条:把试制品送到用户手里,装到车上,一律奉送,只收试用的信息。

“酒香不怕巷子深。”1984年春,美国派来克斯公司代表奥当罗先生,从广交会上看杭州万向节的产品,一直跟踪到了这个乡下的工厂。他从这个车间看到那个车间,用行家的眼光审视每个角落。他看到,每个车间外边,都是冬青作栅,碧桃和月季环抱,像是套在车间外边的方形花环。车间里白璧无瑕,太阳从窗外斜射进来,束束光柱里面看不见飞尘。奥当罗先生随手拿起一个万向节零件到测试室亲自测试,连声称赞:“很好!很好!”这位美商当场同鲁冠球签定了协议,由这家乡镇企业当年向美方出口3万套万向节,通过美方的销售网,转销到世界各地。

优质产品是最好的推销员。万向节厂随着产品的出口,20多个国家的客商、专家和记者接踵而来。1985年2月23日到3月8日,鲁冠球应派来克斯公司总部邀请飞往美国,考察和参观了这家公司所管的多伊尔公司和舍勒公司。在舍勒公司的大厅里,四个屏幕同时炫耀着这家公司在44个国家的销售网络。双方在美国签定意向书,在以后的5年,每年这个厂向美方出口20万套万向节。签字以后,美国这家生产万向节最大公司的总裁舍勒,握住中国这个乡镇企业厂长的手说:“我们两家一起干,占领国际市场。”

两只大手握得紧紧的,公司为欢迎鲁冠球,并排插在门口的中美两国国旗飘飘。曾到白宫参加里根总统招待赵紫阳总理国宴的一位大亨,也赶来助兴。这时,鲁冠球仿佛第一次感受到,国家的地位,党和政府开放、改革的方针,给自己这个“乡巴佬”厂长闯荡国际市场所增加的巨大力量。

1985年年底,美国舍勒公司特意发来的一份电报中写道:“我们对杭州万向节厂的技术表示敬意”。来电还希望鲁冠球增加当年的供货数量。

鲁冠球有一种经营哲学,叫做“小财不舍,大财难来;只要国内外市场上吃香,薄利也能大发展。”按去年达成的意向书,鲁冠球今年应向美方出口20万套万向节。由于这家厂生产的“钱潮”牌万向节是名牌货,国内争相购买,只能出口12万套。而且,生产一套出口产品,等于生产五套国产车万向节用的工时,所得利润要减少七八元。尽管这样,鲁冠球还是豁出“吃亏”100多万元,出口20万套。这个厂占总产量60%的五种产品已达到了国际水平,今年元月荣获机械工业部颁发的国际标准合格证书。鲁冠球满怀信心地说,要尽量拿出更多的产品到国际市场上去较量,为乡镇企业争荣誉,为国家四化创外汇。他在杭州人 民大会堂讲党课时宣布:杭州万向节厂在“七五”期间,要把这种“吃亏”的出口买卖作为 “主攻方向”,争取在3年之内,使这个乡镇企业成为我国独此一家的万向节出口基地。


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万向节厂“发”起来了。鲁冠球这个被贫穷折磨半辈子的人,却遇到了“金钱”的考验。 

按承包合同规定的分成比例,从1983年到1985年,三年累计下来,鲁冠球应得449000元。

鲁冠球当初承包时,估计顶了天,一年能得一万元。谁知改革的潜力有那么大,第一年就可得87000元。怎么办?拿,合法也合理。当时合同上定的分成指标,像挂在高枝上的甜橘子,谁都想吃,谁也没敢伸手。那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合同规定,第一年毛利要比上一年增长52%,增加64万元,以后每年要递增10%,完不成合同规定的指标,每差一万元赔200元。鲁冠球把自留地上的苗木折价两万元作抵押,双方才在合同上签了字,合同有县司法局公证处的公证,完全具有法律效力。

不拿,会不会有人说自己是沽名钓誉,或者说党的政策变了,政府说话不算数呢?

作为合同的甲方,乡政府明确表了态,合同要兑现。但这么大的数目,毕竟是改革中谁也没有想到的新问题。这件事也惊动了上边的领导机关。大家认为,承包伊始,见人家拿钱就变,对改革不利,应当按合同办,走着看。

正在这时候,鲁冠球从北京京丰宾馆寄来的信送到了乡政府。他是在参加一个会议抽空写来的。他郑重地写道:“我愿意将承包超额利润分成部分全部献给企业,发展生产和进行智力开发,使企业办得更好。”

乡政府在接受鲁冠球建议的同时,作为对他的特殊贡献,奖给了鲁冠球8700元。但鲁冠球为什么不按合同拿分成,当时谁也不知道,他自己也好像没有完全想清楚,讲不出多少道理。

1984年,万向节厂毛利润超过承包指标224万元,鲁冠球应得112000元。这一年,鲁冠球虽然先用自己的工资和奖金买了1000元国库券,但由于遇到特殊情况,厂里原定数额买不完,鲁冠球又用应分成的12000元,包揽了全厂没有买足的国库券的数量。其余的100000元捐献给乡里办教育事业。

1985年国庆节前后,会计就透出风声说,这一年的利润要超过毛利润指标的500多万元,鲁冠球可以分到25万元。谁都明白这个数字的分量,鲁冠球即使照旧“风格”10万元,也还有15万元。这点钱存在银行里,靠吃利息也能吃两代人。

多少个夜晚,多少次25万元的冲击!

鲁冠球的思绪有时陷入似清非清的朦胧之境。不过,这位1984年入党的新党员,想的不是他把这一年应分成的25万元再捐多少,自己留多少。他是在想:过去他在厂里一连住了13年,没黑夜没白天地干,却没有搞出个名堂,为什么这三年的利润能超额那么多?这三年自己一个人的作用和全厂近千名职工的作用应当怎么看?作为先富起来的党员、厂长,面对集体赚来的钱到底应当怎么办?

鲁冠球被这些问题缠绕着。

他觉得,自己在80年代遇到的这些“富问题”比过去遇到的“穷问题”似乎更复杂。想到靠借债30块钱才办了婚事,想喝碗酸梅汤兜里掏不出7分钱,想到那时愁得愿卖命也挣不到钱的窘境,他觉得自己很懂得金钱对人的吸引力和推动力。但是,看到有的干部因拿钱太多,同职工收入差别太大而发生的问题,他觉得金钱似乎又暗藏着一种离心力和腐蚀力……


    (第二部分,全文共分为三部分,本报将陆续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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