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后，万向集团实施“资本式经营、国际化运作”战略，不仅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而且稳步进入金融、农业等领域。2000年和2001年两年间，万向一口气收购了3家上市公司，其中收购的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I，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
    2002年，万向集团旗下的万向控股、万向钱潮和万向集团公司分别按40%、30%、30%的比例出资共同组建了浙江省第一家财务公司——万向财务。同年，万向控股以1.2亿元投资民生人寿保险，持有14.47%的股权，与泛海集团并列为第一大股东。此后两年，万向又分别成为浙江省工商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和浙商银行并列第一大股东。
    在这一年，万向研制的万向空间太阳能硅片被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采用。全球最大的一级供应商“百年老店”洛克福特公司和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轴承生产企业之一GBC公司，也成为了鲁冠球的囊中之物。
    在2005年国家开始对土地、银行以及重点产业进行宏观调控之下，鲁冠球着手进军矿产资源和远洋渔业。2007年，万向成功拿到成品油进口和国内批发零售资格；同时东进朝鲜开发惠山青年铜矿，收购美国AI公司，万向整合国际资源的跨国公司形成雏形。
    多元化对中国企业来讲并不陌生，但万向展现出来的如此壮阔而又稳健的局面，却着实令人惊讶。
    “人有多大本领就配置多大的资源，万向近40多年发展有了实力、有了信誉，我要做更大的产业、更有效益的产业。”鲁冠球语气豪迈地对《商务周刊》指出，中国经济的下一个30年，是一个资源加速向优势企业集中、更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率的30年。他相信，万向有足够的实力在这场博弈中继续前进。

鲁冠球：改革，不要抱怨

　　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什么要纪念？纪念就是要更大地解放思想。
    现在有些领域是出现了资源和财富向国有企业集中的趋势，但没办法，不要抱怨，我们自己干。如果我有本事他就会给我，不给我说明还是我实力不够。
    政治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没有大的经济基础上去，搞政治改革是不行的。什么改革都是要成本的啊。胡锦涛主席讲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要有条件的，低工资你要加上去，保障  你要加上去，都要有钱，有实力。
    凡事有时间的限制，当一个时间段过了，就不能停留在那个水平上了。我们原来吃树皮、吃草根都吃得很好，但现在忆苦思甜再去吃这个怎么可以？资源总量是有限的，现在面对全球的竞争，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最大的问题。
    身着深色中山装的鲁冠球著名的大脑门上已是满头华发，但精神非常好，一口萧山普通话讲得抑扬顿挫，中气十足。讲到兴奋之处，他一手拍着记者的肩膀，俯身凑近，一只手摇晃着大拇指大声地说：“要有实力！”
    经过近50年创业风雨之路，历经各种坎坷和政策反复，鲁冠球给所有创业者共勉的一句话是：“不要抱怨。”他的口头禅就是那两个字——“实力”。在他看来，改革30年尽管  充满了波折，但总的方向是既定的，只要企业在市场中博得实力，就会有机会。
    对于记者反复提醒改革30年里的几次波折，鲁冠球并不在意。这位已经64岁的中国企业家常青树拔高声调说：“反复，近50年里我没有。我只有往前，不往后退。”
   《商务周刊》：改革开放30年，但您实际上比改革开放还早20年就开始创业，回顾这些年的历史，您认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鲁冠球：改革开放30年的确需要好好总结一下，有媒体评选我们是改革开放100企业和100人，的确，我们一直是在实践，在见证，我们也是得益者。
    我们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间摸爬滚打发展起来的，国外是市场经济，国内是计划经济，当年我们是在两者的夹缝中实践。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改革政策的实践者，什么东西符合社会的潮流，符合经济的规律，怎么跟上它的节拍，我一直在摸索。
    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是确定了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慢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个了不起的过程。中国是一个大国，必然会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也会走社会主义，任何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还是要回馈社会的。
    所以，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看会是100年不变。
    加入世贸组织同样是最重要的改革。真正的强国一定不是封闭的，要与世界的大环境融合才能壮大。池塘有多大，鱼就有多大，在我们河里的鱼是草鱼，到了大海就是鲨鱼。
   《商务周刊》：您如何评价民营企业在30年里的角色演变？
    鲁冠球：事实上，民营经济从1949年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之后就没有消失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最激烈的年代，我们萧山、绍兴照样也有民营企业存在，就像国外的唐人街一样艰难生存过来。民营企业有存在的机会，有它旺盛的生命力。
    中央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已经定下来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当时推出农村承包责任制，为什么由农村的乡镇企业来第一个吃螃蟹做个体经济？因为即使失败了，成本也很小，对国家损失很小。就像香港一样，你犯法，我抓你，你赚钱，我收税嘛。我们就是试验田，成功了就向城市里推，就向国有企业推，失败了就到此为止。
   《商务周刊》：有学者将改革开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是一个含混的商品经济，没有提出明确的市场经济概念，期间有过几次针对民营企业的大整顿。1992年至今是第二阶段，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但对于民营经济，1992年之后甚至入世之后，也还有过几次大的争论。
　　鲁冠球：国家的政策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像气候一样不能急剧转换，由零上10度一下子到零下10度，就会受不了，政策也一样。
　　第一个阶段的反复，主要是地方上反复多，中央没有。什么事情有人关注就好，有争论就好，越到上面越统一。1988年我们的产权改革，县里不同意，到了省长办公会议上才得到通过。大家都在探索，要允许大家有一个过程。但最核心的问题是思想是不是解放。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什么要纪念？纪念就是要更大地解放思想！
　　《商务周刊》：从1969年您的第一次创业，就挂上了宁围公社的牌子，之后无论是1980年代的产权改革，还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进入成品油批发和金融业，都是在与国有资产博弈的过程。您怎么看待现在一些领域“二次国有化”的现象？
　　鲁冠球：改革需要成本，这个成本就是需要企业来创造财富实现。谁来创造呢？谁有本事谁来创造，不能分国有民营。谁能创造更高价值，这个资源就应该给谁。资源一定向优势集中，这是规律，是对资源负责，对社会负责。生硬地规定资源给谁是不符合规律的。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