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文：

乡 土 奇 葩

——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二）

新华社记者 李峰 林楠

（续第一部分）

闯入世界市场

鲁冠球的理想中，有的目标是和数字连在一起的。他像熟知自留地里种植的日本五针松和龙柏似的，一口气能讲出关系自己事业发展前景的一长串数字：轿车社会保有量，美国是一亿六千万辆，日本约九千万辆，联邦德国两千多万辆，……全世界共四亿辆，每年维修需要二亿二千万套万向节。闯入这个世界市场，就是鲁冠球理想中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支配他工作和学习的一个动力。

还是在1979年，当国产车万向节滞销的时候，鲁冠球在北京得知进口车的万向节奇缺，而对外一开放，进口车将会越来越多。可是由于它的质量要求高，品种规格多，生产批量小，很多厂家不愿意干。

鲁冠球能成为农民企业家的一种本事，就是他能敏锐地识别信息的价值，迅速地把信息变成物质财富。他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当即浮现出一个新的经营方针：先在国内同外国货竞争，为国家填补这个空白。

一些进口车用的万向节很快试制出来了。

鲁冠球立了一条：把试制品送到用户手里，装到车上，一律奉送，只收试用的信息。

“酒香不怕巷子深。”1984年春，美国派来克斯公司代表奥当罗先生，从广交会上看杭州万向节的产品，一直跟踪到了这个乡下的工厂。他从这个车间看到那个车间，用行家的眼光审视每个角落。他看到，每个车间外边，都是冬青作栅，碧桃和月季环抱，像是套在车间外边的方形花环。车间里白璧无瑕，太阳从窗外斜射进来，束束光柱里面看不见飞尘。奥当罗先生随手拿起一个万向节零件到测试室亲自测试，连声称赞：“很好！很好！”这位美商当场同鲁冠球签定了协议，由这家乡镇企业当年向美方出口3万套万向节，通过美方的销售网，转销到世界各地。

优质产品是最好的推销员。万向节厂随着产品的出口，20多个国家的客商、专家和记者接踵而来。1985年2月23日到3月8日，鲁冠球应派来克斯公司总部邀请飞往美国，考察和参观了这家公司所管的多伊尔公司和舍勒公司。在舍勒公司的大厅里，四个屏幕同时炫耀着这家公司在44个国家的销售网络。双方在美国签定意向书，在以后的5年，每年这个厂向美方出口20万套万向节。签字以后，美国这家生产万向节最大公司的总裁舍勒，握住中国这个乡镇企业厂长的手说：“我们两家一起干，占领国际市场。”

两只大手握得紧紧的，公司为欢迎鲁冠球，并排插在门口的中美两国国旗飘飘。曾到白宫参加里根总统招待赵紫阳总理国宴的一位大亨，也赶来助兴。这时，鲁冠球仿佛第一次感受到，国家的地位，党和政府开放、改革的方针，给自己这个“乡巴佬”厂长闯荡国际市场所增加的巨大力量。

1985年年底，美国舍勒公司特意发来的一份电报中写道：“我们对杭州万向节厂的技术表示敬意”。来电还希望鲁冠球增加当年的供货数量。

鲁冠球有一种经营哲学，叫做“小财不舍，大财难来；只要国内外市场上吃香，薄利也能大发展。”按去年达成的意向书，鲁冠球今年应向美方出口20万套万向节。由于这家厂生产的“钱潮”牌万向节是名牌货，国内争相购买，只能出口12万套。而且，生产一套出口产品，等于生产五套国产车万向节用的工时，所得利润要减少七八元。尽管这样，鲁冠球还是豁出“吃亏”100多万元，出口20万套。这个厂占总产量60%的五种产品已达到了国际水平，今年元月荣获机械工业部颁发的国际标准合格证书。鲁冠球满怀信心地说，要尽量拿出更多的产品到国际市场上去较量，为乡镇企业争荣誉，为国家四化创外汇。他在杭州人 民大会堂讲党课时宣布：杭州万向节厂在“七五”期间，要把这种“吃亏”的出口买卖作为 “主攻方向”，争取在3年之内，使这个乡镇企业成为我国独此一家的万向节出口基地。

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万向节厂“发”起来了。鲁冠球这个被贫穷折磨半辈子的人，却遇到了“金钱”的考验。 

按承包合同规定的分成比例，从1983年到1985年，三年累计下来，鲁冠球应得449000元。

鲁冠球当初承包时，估计顶了天，一年能得一万元。谁知改革的潜力有那么大，第一年就可得87000元。怎么办？拿，合法也合理。当时合同上定的分成指标，像挂在高枝上的甜橘子，谁都想吃，谁也没敢伸手。那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合同规定，第一年毛利要比上一年增长52%，增加64万元，以后每年要递增10%，完不成合同规定的指标，每差一万元赔200元。鲁冠球把自留地上的苗木折价两万元作抵押，双方才在合同上签了字，合同有县司法局公证处的公证，完全具有法律效力。

不拿，会不会有人说自己是沽名钓誉，或者说党的政策变了，政府说话不算数呢？

作为合同的甲方，乡政府明确表了态，合同要兑现。但这么大的数目，毕竟是改革中谁也没有想到的新问题。这件事也惊动了上边的领导机关。大家认为，承包伊始，见人家拿钱就变，对改革不利，应当按合同办，走着看。

正在这时候，鲁冠球从北京京丰宾馆寄来的信送到了乡政府。他是在参加一个会议抽空写来的。他郑重地写道：“我愿意将承包超额利润分成部分全部献给企业，发展生产和进行智力开发，使企业办得更好。”

乡政府在接受鲁冠球建议的同时，作为对他的特殊贡献，奖给了鲁冠球8700元。但鲁冠球为什么不按合同拿分成，当时谁也不知道，他自己也好像没有完全想清楚，讲不出多少道理。

1984年，万向节厂毛利润超过承包指标224万元，鲁冠球应得112000元。这一年，鲁冠球虽然先用自己的工资和奖金买了1000元国库券，但由于遇到特殊情况，厂里原定数额买不完，鲁冠球又用应分成的12000元，包揽了全厂没有买足的国库券的数量。其余的100000元捐献给乡里办教育事业。

1985年国庆节前后，会计就透出风声说，这一年的利润要超过毛利润指标的500多万元，鲁冠球可以分到25万元。谁都明白这个数字的分量，鲁冠球即使照旧“风格”10万元，也还有15万元。这点钱存在银行里，靠吃利息也能吃两代人。

多少个夜晚，多少次25万元的冲击！

鲁冠球的思绪有时陷入似清非清的朦胧之境。不过，这位1984年入党的新党员，想的不是他把这一年应分成的25万元再捐多少，自己留多少。他是在想：过去他在厂里一连住了13年，没黑夜没白天地干，却没有搞出个名堂，为什么这三年的利润能超额那么多？这三年自己一个人的作用和全厂近千名职工的作用应当怎么看？作为先富起来的党员、厂长，面对集体赚来的钱到底应当怎么办？

鲁冠球被这些问题缠绕着。

他觉得，自己在80年代遇到的这些“富问题”比过去遇到的“穷问题”似乎更复杂。想到靠借债30块钱才办了婚事，想喝碗酸梅汤兜里掏不出7分钱，想到那时愁得愿卖命也挣不到钱的窘境，他觉得自己很懂得金钱对人的吸引力和推动力。但是，看到有的干部因拿钱太多，同职工收入差别太大而发生的问题，他觉得金钱似乎又暗藏着一种离心力和腐蚀力……

    （第二部分，全文共分为三部分，本报将陆续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