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从您的实践来看，民营企业的政策环境发展脉络是怎样的？
    鲁冠球：开始国家控制你走出去，什么都要审批，样样要审批。后来从不同意去到同意去，现在是支持你出去。过去门槛很多的，现在没有什么门槛，只要达到标准，你有实力，你就可以进来。
    不要抱怨，国家这么大，政策肯定会有局限性。你符合他的条件就上，不符合，怎么说也是没有用的。近年来我们进入银行、保险、信托、证券，找过证监会、银监会，这些地方我们都能够走得进去，关键是自己有没有实力，不然人家怎么支持你也没有用的。比如原来是军转民，现在是民转军。1998年当时江泽民主席在国家科技大会上就提出民营企业可以搞军工，为什么最近两年才实现？就是思想解放和实力问题。
    我对政府的期望没有太多的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推进和国际融合程度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好。
   《商务周刊》：我们很惊讶您经过这些年的风雨之后对大环境的从容态度，但现在确实有很多民营企业家抱怨环境反反复复。
    鲁冠球：我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人家做得好，就说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他不检查自己问题；第二种，就是怪这个政策不行，那个政策不行。我想大家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你究竟有多大的能量来做？现在做事情的人的能力是不是比你强，人家强就只有给人家做，你只能提高提高再提高。
    现在驾驭改革的人大方向没有错，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定想要把事情做好，他要国富民强，现在有些事情做不下去，一定有他的难度。我们要求国家要理解我们，我们也要理解国家。
    政府的角色就是负责管辖范围之内的稳定和和谐，他要做到这一点，谁对繁荣经济有利、谁对稳定有利，肯定就支持谁。政府分配资源的功能再过一万年也是这样的，资源一定是要有一个人来分配的。政府始终是一个主宰。这个变不了的。
    《商务周刊》：经济学家吴敬琏说，30年的改革中，我们的经济改革呈现大跨步的前进，但政治体制改革的速度并没有跟上。去年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您对下一个改革阶段中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样的期待？
    鲁冠球：政治体制肯定要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改成美国那样，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不管怎么改中国肯定是一党制，不会是多党制。
    政治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没有大的经济基础上去，搞政治改革是不行的。什么改革都是要成本的啊。胡锦涛主席讲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要有条件的，低工资你要加上去，保障你要加上去，都要有钱，有实力。
    朱镕基提高了市民的收入，温家宝提高农民收入，每年加上三五百亿哪里够呢。实力有了就好解决了。
    我看政治改革得再有30年才能见到效果。现在肯定要提，但效果未见得好。现在在农村做做实验田，先选选村长、县长都不可能；在民营企业做做实验田，铁道部不可能搞，工商银行也不可能搞。
    我认为，下一个30年，先要把选民的素质搞上去。中国现在的人口主要还是农业人口，要让这些人逐步提高上去，很简单，有钱就会读书，读书了素质才会提高上去。所以关键还是要有实力。
   《商务周刊》：但是现在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已经在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比如现在地方政府成为大的投资公司直接参与到经济中去，权钱结合的坏的市场经济被很多人质疑其可持续性。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在稀有资源的分配中，都伴生了大量的腐败。同时，整个社会阶层分化在加速，社会公众心态失衡。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
    鲁冠球：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这些问题的。这个差距始终存在的，基尼系数不断拉大，矛盾越大，这是规律。那么这个矛盾要缩小，靠什么？不是把高的打下来，而是要把低的拉上来，只有国家实力大了，转移再分配，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那么分什么呢？还是要有实力为基础。实力提高了，矛盾就少了。
   《商务周刊》：除了政策环境外，近年来有很多民营企业在做大之后，必然面对在资本和国际市场方面的拓展。但很多企业却倒在了这两个方面。而您却带领万向在这些领域稳步前进。您有什么可以告诫民营企业家的吗？
    鲁冠球：我始终有一个观点，根据自己的实力来做事，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情。你有能力，你有好的实业，但不进入资本市场绝对做不大。但如果没有实业，没有实力，你想搞资本市场绝对是空中楼阁，一定是建立在沙滩上。
    资本市场一定是建立在信誉之上，信誉是建立在实力之上，千万不要颠倒。你有实力、有信誉，人家才会把钱交给你。假如你有实力、你有实业、你有信誉，你就应该进入资本市场，去主动配置社会资源，有多大本领就配置多大资源。
   《商务周刊》：最近几年我们进入了一个大的调控时期，国家在紧缩银根、地根，相对来说在这些方面本来就不具备优势的民营企业受损很大。您怎么看这一轮的宏观调控？
    鲁冠球：我认为温家宝总理下手还不够硬。调控资源就要向优势企业集中，现在是优势方面也不够。比如大电网，本身资金不够，投资不够。还有电厂，一吨煤的发电效率比小电厂高很多，煤炭也是稀缺资源，你为什么不发给大电厂而要小电厂浪费资源？
   《商务周刊》：但万向也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是否也应该给小企业更多的机会？
    鲁冠球：凡事有时间的限制，当一个时间段过了，就不能停留在那个水平上了。我们原来吃树皮、吃草根都吃得很好，但现在忆苦思甜再去吃这个怎么可以？资源总量是有限的，现在面对全球的竞争，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最大的问题。
   《商务周刊》：您领导万向在2000年之后进入了农业、金融、资源品以及创投领域，脱离了过去纯粹靠汽车零配件的形态。对于万向来说，其中的转变和风险是什么？
    鲁冠球：企业越大，危险越大。过去我遇到困难，有一两个人可以帮忙挺过来。但现在不行了，过去可以帮我的人现在不一定帮得上了。现在只有始终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看得有多远，就走多远，如果看得足够远，风险就会小一些。
    我原来只能捡别人剩下的，搞农具、汽车零部件，发动机都没有条件搞。开始从不懂到懂，从少到多，从差到好，全部做好这一套就完了，市场饱和了。现在我们有自己的实力，有自己的资源，我们就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要往更高的方向投资。让国内后来者接我的班，我去接国际产业梯队转移的产业，比如，太阳能发电、清洁能源等。
    要判断整个社会的趋势，不仅要看到浙江，看到中国，更要真正看到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要看到世界范围内的竞争；钱不要投入无效益、低效益的地方，一定要投到高效益的地方；不仅看现在，还要看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商务周刊》：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鲁冠球：人才，要以人为本。有的人管100个人，利润几个亿; 有人管几个人，利润就有几个亿。所以我要培养一批有大智慧的人，有高品德的人，要让他走出去，让他实践，让他得到利益。你买设备可以花几百万、上千万，对人更要舍得投入。一个人舍不得花这么多钱是不行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打胜仗。